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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875年3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贝尔塔·冯·苏特纳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早上去世的。

    雨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像有人在天上筛面粉。伊洛娜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报社写稿，电话那头是医院护士的声音：“苏特纳夫人走了，今天凌晨四点。”伊洛娜放下电话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很久没有动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也许什么都没想。脑子里是空的，心里也是空的，整个人像一个被掏空了棉花的布偶，软塌塌地靠在椅背上。

    前台胖女人走过来，递给她一杯茶。“你还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还好。”

    “你脸色很差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事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站起来，穿上外套，走出报社。雨落在她的脸上，凉凉的，像母亲最后一次抚摸她头发的手。

    她走到医院的时候，贝尔塔的遗体已经被移到了太平间。一扇白色的门，上面写着“安静”。伊洛娜推开门，走进去。贝尔塔躺在一张铁床上，身上盖着白布，只露出一张脸。那张脸比昨天更瘦了，颧骨像两座小山，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但嘴角微微上扬——她死的时候，是在笑的。

    伊洛娜站在床边，看着她。

    她没有哭。她已经哭够了。过去的三个月里，她哭过太多次——母亲死的时候哭，贝尔塔病重的时候哭，莱奥离开的时候也哭。眼泪像多瑙河的水，流不完，但流多了，就干了。

    “贝尔塔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您答应我的事还没做完。您的回忆录只写了三分之二。”

    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您说过，要看着我成为最好的记者。”

    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您说过，不要浪费才华。”

    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伊洛娜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贝尔塔的手。那只手已经凉了，硬了，像一块冰冷的石头。

    “我会的，”她说，“我不会浪费。”

    她站了很久，直到一个护工进来，客气地对她说：“女士，我们要准备后事了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    雨还在下。

    她站在医院的台阶上，看着雨幕中的维也纳。这座城市在雨中变得模糊，像一幅被水泡过的水彩画，颜色晕开了，轮廓看不清了。

    她忽然想起贝尔塔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维也纳是一座不会哭的城市。它只会下雨。”

    也许雨就是维也纳的眼泪。

    贝尔塔的葬礼在三天后举行。

    来的人不多——二十几个，大多是报社的同事和几个老朋友。贝尔塔没有家人——她的父母早就死了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。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又一个人离开。

    伊洛娜站在墓穴边上，看着棺材被缓缓放下。棺材是白色的，很朴素，上面没有花，只有一个简单的十字架。贝尔塔不信教，但医院的人说“没有信仰的人也要有个十字架”，就放了一个。

    莱奥没有来。他请不了假——马蒂奇说，“你上个月刚请过，再请上面会骂”。但他寄了一封信来，信很短：

    “伊洛娜：

    贝尔塔走了。但她的报纸还在。你还在。

    你不是一个人。

    莱奥”

    伊洛娜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    葬礼结束后，人们陆续散去。伊洛娜站在墓碑前，看着上面刻的字：“贝尔塔·冯·苏特纳，1835-1875，记者，主编。”没有“永远怀念”，没有“安息主怀”，只有名字和职业。

    她蹲下来，把一束白色的雏菊放在墓碑前。花是她早上在市场买的，很便宜，但很新鲜，花瓣上还带着露水。

    “贝尔塔，”她说，“我会把您的回忆录补完。我答应您。”

    她站起来，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走出墓地的时候，雨停了。阳光从云缝里钻出来，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，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。

    伊洛娜眯着眼睛，看着天空。

    天很蓝。

    贝尔塔喜欢蓝色。她说，蓝色是唯一不会说谎的颜色。

    同一天，维也纳，雅各布的咖啡馆。

    雅各布从报纸上看到了贝尔塔去世的消息。报纸上只有一小段，在第三版的角落里：“著名女记者贝尔塔·冯·苏特纳昨日因病去世，享年四十岁。”没有照片，没有讣告，没有评论。

    他放下报纸，对费伦茨说：“今天提前关门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。”

    “你认识那个人？”

    “不认识。但伊洛娜认识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没有追问。他点了点头，继续擦桌子。

    雅各布换上黑色的外套，走出咖啡馆。他走到墓地的时候，葬礼已经结束了，只有伊洛娜一个人站在墓碑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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